H7N9被异化的生存空间

　　H7N9禽流感再次将人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推向了对立。在“扑杀”禽鸟之外，人自身的反思与调整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比如如何提高身体免疫及社会心灵免疫力，如何在工业化养殖文明走到尽头时另寻更长远的出路。专家表示，单纯的禁杀和非理性恐慌最终于事无补，重拾对自然的敬畏才是人们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仙居鸡”的隐忧

　　4月中旬，浙江安吉的竹子已经高耸挺拔。这里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生态县，树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40岁的“鸡官”文琼就“隐居”在这个中外盛名的“中国竹乡”里。

　　文琼的农庄里养殖的是一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的“仙居鸡”。这个在万历年间就被史书记载的传统名贵品种现如今也是稀罕物，目前只有很小部分人知道并享用。文琼告诉本报记者，这里的鸡是国内罕有的“高福利”，在山林中开放散养，晚归舍室，自由地觅食昆虫、嫩草，喝的是山上流下的潺潺溪水，在一个天然大氧吧中放养400天以上才会“出笼”。

　　虽然身在世外桃源，但H7N9禽流感还是让文琼感到了茫然和无奈。尽管养殖目前还维持正常，但上海的那些高端客户已经减少了订货量，她刚刚在淘宝开的店也被关闭。

　　更让文琼担忧的是，恐惧感似乎遮盖了一切，人们谈“鸡”变色。“鸡本身无罪，是工业化养殖带来了恶果，还给禽类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然环境，也许很多事就不会这么糟糕了。”

　　对文琼而言，自己养鸡是为逃离大城市的食品风险，更是在自然中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的她就是在上海的天井里养几只鸡下蛋，消磨着童年光阴。“我们家里有4个孩子，但政府每家只供应一瓶牛奶，所以就靠鸡蛋补充孩子们的营养。但十多年前，上海就买不到真正的土鸡了，每次哥哥出差总要带好多只土鸡回来，后来又看到食品安全屡屡出问题，我们就决定找个地方自己养鸡。”

　　“仙居鸡”的“仙居”之道聚拢了许多像文琼这样的人。每到节假日，许多人就来这里品鸡汤、鱼汤，喝山中的泉水，还把泉水带下山去泡茶。文琼说，鸡本就该自然放养，靠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来抵御病毒，而非不停地打药，在密集空间内染病后再被扑杀。目前，安吉的仙居鸡主要是靠昂贵的松针粉、益生菌来增强免疫力，靠鱼腥草粉消炎抗菌。

　　文琼也坦言，这样的喂养方式对于大多数的养鸡者来说还太奢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业化养殖也很难效仿，“自然放养的鸡已经少得可怜，我只是祈祷，一次次的禽流感不要再吞噬掉这最后一片乐土。”

　　赛鸽的悲剧

　　比“鸡官”更纠结痛苦的是上海强鑫赛鸽俱乐部的会员们。4月8日，有鸽友曝出，当地小区居委会管理人员和联防治安人员，要求把赛鸽全部处理，“说要么自己现在给杀了吃，要么他们来人把鸽子全部装走”。一位有着几十年养鸽经验的老鸽友，因抵不过居委会“下午全部杀掉”的最后通牒，含泪杀掉了自己的全部赛鸽。

　　漫天长啸归来声，在许多从事信鸽体育项目的人心中，鸽是他们感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鸽既不同于家禽，也不同于野鸟，更不同于候鸟。”《中国信鸽信息网》专栏作家宋福玉认为，从信鸽竞赛的外部环境来看，有些人无非是担心信鸽竞赛飞行可能与野鸟或野外环境接触被禽流感病毒感染，但是许多权威研究机构的实验表明，不存在这种感染条件。“目前部分信鸽协会下达了信鸽禁赛、封棚禁飞、暂停信鸽交易等通知，这些措施是积极的，但有些做法是否妥当值得进一步磋商。”

　　同一天，“上海交大捣鸟巢防H7N9禽流感”的新闻也引起热议。“让候鸟飞”公益项目秘书长、自然大学理事刘慧莉表示，事件过后人们更应思索的是，有疫病风险的野生鸟类为什么会出现在人口密集的校园？这是因为鸟类今天可怜的生存状态。“人类给鸟类留下的生存空间太少了。相比野外环境，人工化的城市环境对大多数野生鸟类来说食物相对较少，并不是最理想的栖息地。因此，想要合理规避禽流感的风险，应当在常态化的城市规划中，首先保证鸟类的野外生存空间。”

　　“元凶”的反思

　　禽鸟与人，动物与人，在每一次疫情袭来时，这些本应和谐共处的生态关系就被推向了对立。在国际上，应对禽流感疫情时，总会有少数激进者主张在扑杀家禽之外对迁徙的候鸟进行扑杀，也总会遭致鸟类学者和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

　　刘慧莉认为，这源于我们对鸟类相关信息知道的太少，判断简单化。“越是在危机时刻，越是应当引导公众如何思考人与鸟的相处之道，降低非理性恐惧。”

　　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引导理性对待鸟类。比如南京市农委表示，不会捕杀野生鸟类，“这种做法不是控制禽流感传播的合适方式，也无助于防止该病的爆发。”

　　禽流感的元凶是否就是禽鸟自身？当更多的人愿意拨开恐惧的迷雾探寻真相时，就会发现人类自身在其中扮演的微妙角色。

　　多年前H5N1亚型禽流感爆发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迁徙物种公约工作组公布的技术文件就指出，其源头来自集中饲养的家禽，极端的饲养环境造成病毒的变异；鸟类贸易、滥用疫苗、运输等人类活动也对禽流感病毒的变异有着推动作用。野外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罹患禽流感的野生鸟类，都是在迁徙、越冬和繁殖过程中与人类饲养的家禽有近距离接触的，而那些自始至终远离人类社会的野生鸟类，即便是水鸟，即便保持很高的种群密度，至今仍未有禽流感爆发的报告。

　　2005年第三届非欧亚迁徙性水鸟保护协定缔约国大会公报指出，携带和传播禽流感病毒的途径除了候鸟的迁徙外，还有牲畜的运输、家禽和笼鸟运输、与这些行业相关的活动、合法或非法的鸟类贸易以及人类的交通。

　　此次的H7N9禽流感也并非“野生鸟类”之罪。中科院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进行分析，初步揭示病毒可能来自欧亚大陆迁徙至东亚地区的野鸟携带的禽流感病毒和中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鸭群和鸡群所携带禽流感病毒发生的基因重配。

　　“屠杀、消毒、打疫苗是外部干预，我们应该更重视的是未来的根本解决途径，比如重视动物放养、人体营养，提高自身免疫力。” 西木博士对记者表示。这位曾师从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健康学家对于“禽流感”有一套自己的分析结论。

　　在他看来，历史上多次的禽流感、“猪流感”和其他疫情，大多是“人为”的特殊原因所致，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瘟疫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化学武器所造成的食物和物资短缺，以及空气和水源污染；2009年的“猪流感”（甲型流感）是源于美国在墨西哥开的机械化养猪场对空气和水源的污染。

　　除此之外，西木博士认为大部分的疫情还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冬春季节，特别是在4月份，人们最容易缺乏氧气和营养，又遭遇寒冷和干燥，面临一年中最恶劣的生存环境，身体也最为脆弱。到6月以后，阳光和雨水充足，绿色植物枝繁叶茂，水果和蔬菜等新鲜食物大量上市，人们身体的免疫抵抗力大幅度增强后，疫情往往就更易控制甚至快速消除。历史上的多次重大疫情都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发展的。

　　在此次禽流感的刺激下，反思潮再次出现。一些精英人士通过微博等渠道呼吁，无论是探究禽流感的成因，还是事发前后的防御，焦点应从禽鸟身上转移到人类自身，包括反思工业化养殖、政府公共卫生管理、大众科普等诸多环节。在“扑杀”之外，更应考问人类的内心，急功近利的前行过程中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最终必然会被大自然惩罚。